8月24日，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在举办金融论坛。蔡昉的演讲聚焦“中国生产率悖论”，内容引人入胜。他指出，提高生产率变得不再简单，这给我国的发展前景带来了一些担忧。而生产率的高低，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走向。

人口红利消失的连锁反应

人口红利减退引发了一系列问题。比如在我国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日益明显。以沿海的制造业工厂为例，十年前，这些工厂可以轻易招募到众多年轻工人，而现在，尽管想方设法，许多工厂仍难以招到足够的人手。此外，技术赶超的先发优势也在减弱。过去，我国能够迅速借鉴别国的先进技术，但现在技术已达到一定高度，进步空间变得有限。人力资本的提升速度放缓，老一辈人依靠经验积累能力，而如今，获取新知识的过程变得缓慢。同时，投资回报率也在下降，过去投资建设的一些新工厂的效益逐渐减少。这些都是人口红利减退所带来的后果。

人口红利减退使得生产率增长变得艰难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劳动力减少，技术发展减缓，人员能力提升缓慢，投资回报也不理想，这就像一台老旧的机器缺少了新部件，动力自然不足，进而影响了整体生产率的提升。

发展阶段与政策效应影响

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，这一变化主要受自然因素影响。许多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历过类似阶段，从粗放型增长模式转向更加精细的增长模式。在我国，为应对这一变化，相关政策也产生了副作用。例如，一些补贴政策虽然出发点是好的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却使得一些企业依赖补贴而缺乏进取心。

某些地方起初支持新企业开展业务，但众多企业缺乏竞争力，规模虽大却效率低下，这是政策实施中出现的偏差所导致的问题。总体而言，需观察政策调整是否有助于提升还是限制生产率。

资源配置的僵化与退化

资源配置不够灵活，市场未能有效实现优胜劣汰。众多企业虽面临破产边缘，却因各种支持得以维持。这如同商场中，那些经营不善的店铺本应关闭，却依然存在。资源配置的退化在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不匹配中显现，制造业劳动力减少，而低效的服务业却增多了。以离职工厂员工为例，多数转行至服务业，那里工资低效率也低。在中国，生产率与工资的矛盾依然存在，低效率的工资却在上涨，全要素生产率停滞的风险也随之而来。

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

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同样面临类似挑战。以美国底特律等传统工业区域为例，在衰落过程中，资源配置变得僵化，失业人数激增。后来，通过产业转型和重新定位，这些问题才得以缓解。日本在经历经济泡沫破裂后，资源配置出现问题，许多传统大企业暴露出诸多问题。这些国家的转型经验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的借鉴。

中国可以借鉴美日两国在市场经济出现问题时政府的干预方式，以及企业的自救措施，从而进行比较分析，探寻其中的相似与不同之处。

生产率增长模式转换

我国尚未实现生产率增长模式的转变。以前，我们依赖的是简单增加生产要素，比如投入大量劳动力来提高效率。现在，我们正迈入新阶段，更高水平的生产率增长依赖于创新性的破坏。这包括打破行业壁垒，为新兴企业创造参与竞争的机会。

旧企业若不进行创新，终将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命运，否则便是资源的无谓消耗。互联网电商的兴起，对传统零售模式造成了创新性的冲击，但我国在更多领域仍需经历类似的变革。

具体应对举措

社会保护作为基础措施是相当有效的。只有确保了人们的安全，企业才能在竞争中发挥出最大潜力。比如，员工失业时有了社会救助金的保障，便无需担忧因企业倒闭而挨饿，这样一来，企业的竞争环境就会更加纯净。

具体落实后，构建福利社会成为关键目标。一旦福利社会实现，社会上消除对落后企业的庇护等借口，生产效率将得到提升，社会财富将更加合理地分配，实现共同繁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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