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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平之声

毛泽东思想的驭民五术壹民、弱民、疲民、辱民、贫民


网上不时可见评价先秦古籍《商君书》的网文,读罢当即结合商鞅变法的措施,查阅了《商君书》原文。不看则罢,一看猛然觉醒,这本被历朝专制君主垄断密读、并传之皇储的数千年古董,怎么就跟当代党魁毛泽东的言谈、行文与举止,何其相似乃尔。毛泽东思想不就是一套现代版的《商君书》吗?谓予不信,就让我们首先共同来体味一下《商君书》的大旨及商鞅变法措施,再把商君与毛君之说教行事,细细地比较一下吧。

《商君书》大旨及商鞅变法措施,大体上可归纳为弱民贫民、弃毁商业、灭智愚民与野蛮战争观四个方面:

弱民贫民。

商君把民众划分为三类:强民、弱民、奸民。强民大都是富豪、乡绅,人数很少,但能量很大。他们有材力,有高智,有远见卓识。弱民是勤劳朴实的农民,芸芸众生,没有文化,愚昧无知,除了耕田种地,以衣食供养当政者外,还要替国君打仗。奸民是游手好闲,不务正业的奸邪小人。除了偷鸡摸狗好赌,当梁上君子,别无能事。为了蝇头小利 ,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,乡间谓为痞子、惰农,现曰流氓无产者。

商鞅提出了一个反常的理论:“民弱国强,国强民弱,故有道之国,务在弱民。”弱民的办法:

一是“以弱去强”,利用弱民去消灭强民,甚至用奸民去驾驭良民,实行流氓小人政治。“国以善民治奸民者,必乱,至削;国以奸民治善民者,必治,至强。”

二是统一思想,全民只准存在一个思想——人人都为国君而耕战。游说之士凭油嘴滑舌获得禄位,无补于耕战。故应“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。”旨在把人们的思想按照君主的意志统一起来,达到“国俗可化而民从制”的目的。

三是疲民,大兴土木,令民疲于奔命,无瑕顾及他事。

四是“令民为什伍,而相收司连坐。不告奸者腰斩,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;匿奸者与降敌同罚”。以此控制民众,大行告密之风。甚至连夫妻兄弟子侄、亲朋好邻居,也不能互相包庇,都要向政府检举揭发 。致使人人自危,人人监视人人,人人生活在恐怖中。

五是剥夺个人资产,使民贫穷化。除了生存必须,剥夺剩余钱粮。否则,老的强民消灭了,新的强民又出现了。

六是如果还有强民的残渣余孽存在,就发动对外战争,外杀强敌,内杀强民。

七是“重刑”,轻罪重刑。“禁奸止过,莫若重刑。刑重而必得,则民不敢试。”

八是取缔农耕以外的各行各业,只准农业一行存在。国家只要一种“民”--耕战之民,即农民。农民只做一件事,即农战:平时耕田,提供军粮;战时入伍,上战场杀敌。其他如“学民”、“商民”、“技艺之民”、“士人”、“利民(吃利息或投资者) ”,统统是危害国家的“虱子”,决不容许他们存在。

   弃毁商业。

在灭绝的百业中,商业首当其冲。办法是:加重关市商品税,税额比成本高十倍,商人的雇员必须服役,取消劳动力市场。禁止粮食贸易,“使商无得籴,农无得粜。”商人不能买米,只好自己种田;农民不能卖米,就没有粮食市场。农民卖米,由国家统一收购,而价钱则永远定在成本价上,多收了三五斗,就多收三五斗的税。农民给公家送粮食时,还不得雇别人的车;自己的车在回程空着时,也不准揽载。商鞅灭绝商业,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!于是,全民皆农,都被禁锢在土地上耕种,无法获得知识,也不需要什么知识。全民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。

灭智愚民。

韩非子写有一段《商君书》没有写的内容:商鞅教秦孝公“燔诗书而明法令”。可见商鞅时秦已实行焚书,商鞅乃始作俑者,秦始皇效法而扩大化了。商鞅主张法治,与儒家“法先王”的复古思想不相容,故将儒家典籍焚烧之。还把礼乐、诗书、修善孝悌、诚信贞廉、仁义、非兵羞战谓为危害“国家”的 “六虱”。以文化专制主义方针来愚化平民百姓。

野蛮战争观。

商鞅认为:“以战去战,虽战可也;以杀去杀,虽杀可也;以刑去刑,虽重刑可也”,是个对国外唯武统、对国内唯暴政论者,二者相互为用。

在对外战争中,商鞅独创了一套军法,按斩首多少计功授爵 。即:“制爵二十等,以战获首级者计而授爵,”“斩一人者,赐爵一级。”最低级别是“公士”,只要斩获一个敌人的首级,就可获得这个爵位,这不止是一个虚名,能得到1公顷耕地,9亩宅地。所以,秦军每次攻城略地,斩首数少则一万,多则24万,可以想见秦军杀人时,伤者、降者、死者都要斩首。甚至老弱妇女皆死。军士皆在腰上围挂着人头而战,敌军见之吓得不战而逃。总计秦对各国的十几次大战,斩首总数达到150万以上。因而史称秦军“追亡逐北,伏尸百万 ,流血漂橹”。

如果完不成杀头指标,就提人头来见,或在城下接受刺面、割鼻的羞辱性惩罚。那就只有当逃兵了。可是 ,秦军五人为一伍,一人临阵脱逃,同伍的四人都斩首,彼此都互相监督了。对于消极作战,或贪生怕死的士兵,不仅本人被治罪,全家都会株连遭罪。故士兵必须奋不顾身,杀敌取首,就算不是为了自己,也要保家人的平安啦,这可真是保家为国了。

为了秦王一己之私,凡能残害民生的手段都用尽了。偏寓西北的秦国,本来就被中国诸侯视为夷狄落后而拒之会盟 ,但秦国不思进步 ,一味行商殃法,把愚昧发展为野蛮。秦国社会成了个人间监狱。东方六国皆称秦为“弃礼义上首之国”。“礼义”是华夏文明的核心,“上首功”是按斩首多少奖赏,哪讲一丝一毫的人道。秦王嬴政的重臣李斯并不讳言秦国攻战不讲仁义 ,他公然对其老师旬子说:“秦四世有胜,兵强海内,威行诸侯,非以仁义为之也,以便从事而已。”这个“便”,就是便宜行事,只要能战胜敌军,什么手段都可以用,最残忍的“上首功” ,自然也该用了。

总之,《商君书》就是一部去华夏化的书 ,一部去先秦优秀传统文化的书。

春秋时齐国管仲首创法家。管仲相齐,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。法家本是个进步学派 ,但到了战国时期,法家走向“极左”,沦为旁门左道,背离了华夏文化发展的正道 。《商君书》堪称集变种法家的丑陋和阴损之大成,是一部“极左”的法家思想的书 。

《商君书》是以商鞅为首的法家人物写的。我们一直都把商鞅变法评价为进步的事功,现经具有公知精神的史学家的研读,我们才明白《商君书》是一本祸害、毁灭先秦中华文明的反动透顶的书籍,而其祸害最深的则是帝王的治国驭民之术,把个古代中国的老百姓践踏得命如草芥,修理得服首贴耳。但在秦夭亡后的两千年间,却被历朝君主作为治国驭民、巩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。

因而从古代的司马迁、贾宜、班固、朱熹,到近代的曾国藩、谭嗣同,但凡维护中华文明的史学家、思想家,无不痛斥商鞅的为行帝王驭民之术,而不惜“违礼义 ,弃伦理”,不惜牺牲民生、草芥人命。

那么,一生喜欢评点古籍的毛泽东,是怎么评点《商君书》的呢?毛泽东在长沙读中学时,读了《史记·商鞅列传》后,写了一篇作文:《商鞅移木立信论》。毛赞曰:“商鞅之法良法也,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,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 ,商鞅不首屈一指乎?”但毛只是在年少时评点了商鞅,此后虽对《商君书》读之再三,应是心领神会,有感而发之于文的。但毛却一反常态,未加任何评点,,不亦怪哉!

非怪也!毛泽东的不加评点,实际上是一种最好的评点。为什么这么说呢?!

毛泽东是言必称秦始皇的 ,而秦始皇践行的就是《商君书》的说教。因此,毛对秦始皇的至高无上的评价,他的自比秦始皇的系列言行,就是对《商君书》的绝妙评价。

秦始皇统一中国,是进步的,还是反动的?这是我们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。当然是极端反动的!秦始皇发动的一系列战争,有哪一场不是灭绝先进的华夏文明及其载体华夏诸族的反人类战争。其“特别军事行动”中的“特别”就在“弃礼义,尚首功”上。它使得战国时期军民的死亡的人数达到以百万计,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青壮主力军 。而且,秦灭六国后,又以秦国版的“法西斯”方式来治理国家。“天下苦秦久矣”的呐喊 ,就是铁证。这就为两千年来的中国立下了极端专制皇权制度的立国之本 。而由于先秦民本思想的夭折,还埋下了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先进文明的祸种。因而,古往今来的人们无不异口同声唾骂秦始皇,历代皇朝的帝王无论明君昏主,都没有一人敢把个人与秦始皇相提并论。那怕是当今的共产党领袖们,都没有一人敢于自比秦始皇。

可是毛得中国天下之后,竟然得意忘形而冒天下之大不韪,把藏匿于城府的野心公然宣讲了出来。如:

1950年中宣部初拟的五一口号中,最后两条原是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! 中国共产党万岁!”毛泽东在后面擅自加上了“毛主席万岁!”

针对人们对残暴镇反与阳谋反右的批评,毛泽东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:“秦始皇算什么?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,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。我们镇反,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嘛!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,你骂我们是秦始皇,不对,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,骂我们是秦始皇,是独裁者,我们一贯承认,他们说的不够,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。”说到兴奋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,说到痛快处还伴以大笑。

在1958年大办钢铁运动中,因毛泽东下达的指标远远没有完成。毛感到他的威望大损而受到了挑战。于是,毛泽东1958年8月,在北戴河会议上就说了“必须有控制,不能专讲民主。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,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”。毛把马克思的民主与秦始皇的专制,竟然“焊结”上了,把个民主集中制的真谛一语道破了。其实质是为的打着马克思与秦始皇的招牌,要大家绝对服从他个人的意志,完成他规定的指标。

毛泽东连在几次接见外宾时,也没有忘记把秦始皇称道一番,说什秦始皇是第一个开创中国大统一局面的人物,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点事的是秦始皇 ,孔子只说空话。“我也是秦始皇。林彪也骂我是秦始皇。我赞成秦始皇,不赞成孔夫子。”就是在1973年与埃及副总统沙非会见时说的。因而,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:“解决中国的问题,须马克思加秦始皇 ”;“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!”成了毛泽东在党内高层讲话的口头禅。

我们把毛泽东的言必称秦始皇,自称秦始皇,视同对《商君书》的认同与好评。但若把毛泽东搞的诸多政治运与《商君书》的内容对照一下,就更会感到其间的相似惟妙惟肖,如出一辙。

其一,分裂族群,按人们的贫富划分阶级--在农村,毛把乡民分成相当于《商君书》强民的地主、富农,相当于《商君书》弱民的上中农、中农、下中农、贫农、雇农,后二者包括流氓无产者。接着就发动如今的“弱民”来斗争的如今的“强民”,剥夺彼等的土地,没收其房屋、钱财,有的当场杀掉,其余的则在“群弱”的管制下沦为现代农奴。

其二,为巩固中共在农村基层的统治,毛彻底废除了德高望重的乡绅掌管的族权,代之以惰农、痞子掌权的流氓政治 。根据就是“越穷越光荣”、“越穷越革命”。农村社会流行有一个段子:“懒惰好吃,落个好阶级;勤巴苦做,落得挨斗。”毛把《商君书》的“以奸民治善民”的办法,真是学到家了。其实,毛早在1927年大搞农运时,就盛赞了“痞子运动”的革命性。甚至说:“打仗靠流氓”、“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!我们开始打仗,靠那些流氓分子,他们不怕死。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,我就不赞成。”

其三,国共内战伊始,毛在其解放区大搞暴力土改,把地主“强民”的土地剥夺分给农民“弱民”。旋即以“蒋介石的秋后算账”来吓唬农民, 以“保卫胜利果实”来号召农民支前与参军。于是,就把分到土地的几百万农民调到了前线 ,有的随军运粮,有的组成民兵冲锋陷阵。几百万农民就这样地替正规的解放军当了消耗国军子弹的炮灰 。对这般残忍的人海战术,上海《大公报》报导:“说起来真是令人伤心,我们所谓军事冲突,实已到了最丧天害理的程度。进攻的战术,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,以机枪、迫击炮在后面督战……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,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,才正式开战……实已到了最伤天害理的程度,驱市人为战……,难道真要把全国同胞牺牲了二万万以争胜负吗?”当时的《大公报》是批评国民政府最猛烈的报纸,甚至还发表过赞扬中共的文章,可见中共驱使百姓当炮灰之事并非空穴来风。

当今世界,文明军队开仗,开辟人道主义通道,把百姓转移至安全区域;而毛却让百姓为他的军队挡子弹,还美其名曰“人民战争”。秦始皇以“尚首功”调动农民上战场,农民固有战死的可能,但也有以立“首功”免死而获得土地的可能;而在毛的人海战术的驱动下,几百万农民一上战场 ,是不可能生还的,只能是以生命为代价换得土地。

那么,支前农民的命运是怎样的呢?就拿淮海战役来说吧 。据官方统计,支前农民达到了543万人。试问:支前农民还剩多少?有多少还四肢健全?有多少全家老少还能团聚?有哪一家的房屋还完好无损?粮食献出去了,棉布献出去了,家里能用得上的东西都献出去了,连门板都卸下来拿去架桥了。战争过后,不知道他们的日子怎么过?!

亲历了淮海战役的有儒将之称的陈毅,没有勇气回答。但在其《记淮海前线见闻》中却津津乐道:“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”!这不是跟毛泽东的赞美人海战术别无二致吗。陈毅还写了一首诗——“几十万民工走不通,骏马高车送粮食,随军旋转逐西东,前线争立功。担架队,几夜不曾睡。稳步轻行问伤病:同志带花最可贵,疼痛可减退?”哪管生灵涂炭不涂炭!

1949年以后 ,毛泽东在全国大陆全力推行暴力土改 ,还制定了枪杀地主的指标 。农民分到了土地了,翻身得解放了 。可是转眼之间,就把农民斗地主分得的土地,以实现农业合作化为由,强行收归集体所有了。再加之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施行,使广大农民终年被束缚在田地上 ,世代耕田种地。农民不能进城打工,连在三年大饥荒年间,竟派民兵把守村口,不准饥民进城乞讨,在家活活饿死。在平日里,连进城当个叫卖或摆地摊 ,也严加禁止,说是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。可见当今的农民,跟秦代的农民一样,不过是毛泽东的耕战工具。

其四,毛泽东认为,商品经济每时每刻都在滋生着资本主义。于是,就把城乡的私营商店全盘取缔,代之以国营商店和合作社商店 。   在废除商品经济的同时 ,首先就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——粮食计划收购、粮食计划供应。我国行之二十多年的计划经济的时期开始了。

从此,各种票证铺天盖地地进入了社会,到1961年市场凭票供应的商品,达到了156种。吃饭要粮票,吸烟要烟票,喝酒就得有酒票,就连一分钱买一盒火柴,也得用火柴票,什么样的商品就要用相应的票证去购买,对号入座。如果外出没有全国粮票,寸步难行。如果得到了一张自行车票,就像天上掉下来了一个林妹妹。最为可笑的还有“觉悟票”,这是一种带有奖励性质的换领粮食或粮票的凭证,意在希望大家讲“觉悟”。毛的毁商灭商,可比《商君书》的办法高明啦,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。

其五,为贯彻毛泽东的“五七”指示 ,全国各地农村大办“五七”干校。广大干部与各行各业的人,特别是“知识分子成堆”地方,都要到“五七”干校“重新学习”,参加农副业劳动。因是个“绝好机会” ,能“滚得一身黑泥,炼成一棵红心”,焉得不去!

作为城市人口的知识青年,则要求他们整体“上山下乡”,向文盲的贫下中农学习。于是,一场牵动亿万人家的未成年的城市小青年 ,身不由及地向“广阔的天地”大转移的运动 ,席卷了全国。这不也是《商君书》的全民皆农的翻版吗?

其六,以大兴文字狱迫害知识分子。1955年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、1957年的反右运动 、1956-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,即是。这三大文字狱与贯穿中共治国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,不就是《商君书》的灭智、灭智、再灭智吗?!

1958年3月,毛在成都会议上大放厥词:“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,应以狗屁视之,等于乌有,鄙视、藐视、蔑视,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、藐视、蔑视一样。”在文革中 ,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 ,“不学abc,照样闹革命” ,“医学教育,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” ,“什么北大、人大,还是那个大学好!我就是绿林大学的,在那里学了点东西” ,“教育要革命,学制要缩短,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”,“废除高考考试制度,推荐工农兵上大学”。凡此奇谈怪论,都被称为最高指示。

其七,对从朝鲜战场放归回来的志愿军战俘,接待的政工干部首先就问:“你怎么活着回来了?! ”认为当上战俘是有罪的,应该战斗到死不投降。于是,就把回归的战俘集中起来,进行政治审查。其下场就是开除军籍、党籍,遣送回农村当终生遭到岐视的下等公民,有的在政治运动中遭到批斗,成为“下饭菜”。这种处理回归战俘的方式,较之商鞅的对无功回归的秦兵的处理 ,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。

其八,在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中,以阶级斗争为纲,倡导揭发批斗。往昔商鞅的告密与连坐,大行其道。左派当道的小人政治之风成为常态。致使获罪者数不胜数。而且一人有“罪”,全家遭殃,亲友都得划清界限,站稳阶级立场。以致夫妻反目离异,子女揭发父母,学生斗争老师,亲友断绝来往,道路以目。中华传统美德糟蹋无存。那怕在平日里,只要一句话不慎,都会被左派小人上纲上线定罪。于是,在运动中,在平日里 ,都会制造一系列新的阶级敌人。因不够判刑条件,就被遣送到农村社会大监狱中管制。

社会大监狱没有高墙电网,而是“画地为狱”.。其间的地富反坏右,以及文革中打出的臭老九、走资派,概被辱呼为牛鬼蛇神。如把被株连的家属算在内 ,人数以亿万计。堪比秦朝的那个人间监狱也。

社会大监狱是以所谓“群众专政”名义来管制牛鬼蛇神的。其实, 群众并未当家作主 ,其中的农民被剥夺了进城谋生的权利。土地改革剥夺了地主的土地,并加以管制,使之成为了农奴。合作化运动剥夺了农民的土地,把农民困绑在一起劳动,使之开始成为了农奴;人民公社以“一大二公”的名义 ,进一步剥夺了农民的土地,在“组织军事化,行动战斗化,生活集体化”的严格控制下,使之完全沦为了农奴——国家的农奴。

市民地位虽比农民高一些 ,但没有居住自由 ,动辄强行下放农村;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,更谈不上出国的自由;连说了一句想到香港去看一下,如被人告发了,就会以“叛国投敌”罪论处;剪集报纸 ,没留意把报纸背面的红太阳剪断了 ,被人告发了,就以“现行反革命”罪论处 。每一场政治运动都是践踏宪法、践踏人权、践踏人道的犯罪。毛打造的社会大监狱,比秦朝社会的那个人间监狱,是毫不逊色的。

其九,毛泽东最为祸害人类的 ,莫过于草芥人命的生命观。在由大跃进带来的三年大饥荒之际 ,“苏修”首脑赫鲁晓夫要向中国提供粮援。毛泽东对其保健医生李志绥、秘书田家英说:“饿死是小,失节事大。中国几亿人口,饿死几千万,算啥大不了的事!让妇女敞开生孩子,死的几千万不又回来啦!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?”这真是,人命如草芥,薅之复再生。

在应付核大战上,毛泽东的高谈阔论,让人听之惊出一身冷汗。据《毛泽东选集·内部》记载`:1955年,毛在党的高层会议上多次说: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早打,大打,打核战争,在中国打。我建议苏联假装坐观,由我来带领中国人民把美国军队吸引到中国战场。我们假装败退,……当美国将主力军队投入中国战场后,请苏联向中国战场突然投射原子弹,将美国主力军队一举歼灭在中国的战场上。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。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,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。死掉四亿人,还剩两亿人,用不了多少年,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。

1958年5月17日,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,讲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,更是明确地说:“原子仗现在没经验,不知要死多少,最好剩一半,次好剩三分之一,二十几亿人剩几亿,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了。换来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,取得永久和平 ,这不是坏事。”

1969年,中蘇邊境發生衝突,蘇聯在邊境屯兵百萬,揚言要打大戰,打核大戰。而毛澤東却說:中國有六憶人口,留下三憶,照樣在廢墟上建設我們的家園。嚇得勃烈日涅夫搖頭歎息:我真想不到毛澤東有這樣的想法。要知道,當時的蘇聯總共才不足兩憶人。

商君与历代秦王的草芥人名,以千百万计;毛泽东的草芥人命则是祸及全人类。也许这就是毛说的“与天奋斗,其乐无穷,;与地奋斗,其乐无穷,与人奋斗,其乐无穷”吧。

毛泽东的核大战观,不仅吓倒了当年的勃烈日涅夫,哪怕在当下正在打俄乌大战,动辄则拿核武说事的“普京大帝”,也会佩服得五体投地。难怪普京曾说,他就崇拜毛泽东的。

一言以蔽之 ,经上述对比 ,毛泽东的那一套思想,可真是其祖师爷商鞅都自愧不如、望尘莫及的;毛泽东对《商君书》的践行,是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的。

可是,中共却把阐发毛泽东思想的毛选五卷作为打天下、治天下的指导思想,说它是马克思与中国革命事践相结合的产物。但毛泽东思想远非这个公开发表了的修修补补的大杂会所能包含的。毛泽东一生在党政高层秘密发表的讲话,在国际共运首脑会议上的耸人听闻的讲话,才是毛的思想的全部与真谛。但我们至今在国内尚未看到毛的全集的公开问世,因为那都是见不得阳光的妖魔鬼话。

由此可见,毛泽东实践的,绝非马克思的理论,他实践的不过是秦始皇奉行的《商君书》的悖论。毛泽东的思想,就是马克思加《商君书》,一部不折不扣的现代版的《商君书》。如果说,谭嗣同批判的儒学是披着孔子的外衣,施行商鞅的秦制的话,毛泽东则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,践行秦始皇的专制独裁的暴政。

1976年8月9日,毛泽东在病床上口述了给汪东兴的遗嘱:《我的自我评价》。张玉凤记录,章含之整理成文。其中有一段话:

“世界有个中国,就是因为有一个人:秦始皇。世界有如今,也是因为有一个人:马克思。中国能够在世界有如今,就是因为有我毛泽东,我毛泽东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。这不是机密,我多次公开讲过。”这个绝密文稿,尚有待进一步证实;但不管是否杜撰,都可被视为毛泽东自负而骄狂的“革命”生涯的真实写照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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