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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锐减下的生育危机:中国产科的寒冬与社会的深层反思

发布时间:2024-11-09

中国的产科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随着新生儿数量逐年下滑,越来越多的产科医生和医院面临业务减少、科室关停的困境。作为迎接新生命的“前沿阵地”,产科成为了人口结构变化的首个“晴雨表”,也让人们意识到生育意愿的降低背后,潜藏着一系列复杂的社会、经济与文化问题。

骤降的新生儿数量:产科的生存困境

在河南某市级妇幼医院工作的程医生清楚地感受到,医院的产科业务量正逐年锐减。仅在数年前的二胎政策实施之初,她和其他产科医生还充满希望,认为将迎来职业的“黄金时期”。2016年中国新生儿数量曾一度达到1883万人,但短暂的高峰之后,出生率急剧下降。2023年,新生儿数量仅有902万,人口自然增长率也早已转为负数。面对急剧缩减的分娩数量,许多产科医院业务量锐减,不少产科被迫关停。

根据公开报道,2023年内中国各地已有数十家医院的产科业务被裁撤,甚至一些综合性三甲医院也难逃此命运。作为河南某妇幼医院的一线医生,程医生目睹了同事们纷纷选择考公务员、转行或离开医疗行业。她本人也正为不断下滑的收入而焦虑不安,考虑寻求新的职业发展。

地方医院的艰难抉择:关停还是维持?

随着产科业务萎缩,维持运营变得愈加困难。江西省赣州市的一家县级医院曾在2017年迎来14.4万新生儿,但2023年已跌至6.36万。院长袁石海指出,目前医院分娩量低到全年不足50例,平均每周不到1人,而产科医生、护士等医护人员却仍需维持岗位。这种成本与收益的巨大反差,迫使一些医院不得不做出停止产科业务的决定。

不仅是县级医院,即使是享有较高声誉的综合性医院也面临着产科被边缘化的危机。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的一位副院长透露,医院产科每年亏损300万元,住院患者寥寥无几,医院最终选择关停产科服务。中国妇产科专家龚晓明表示,部分医院维持产科的必要性已经越来越小,因为分娩数量过低,无法满足医护人员的收入需求,逐渐失去吸引力。

产科医生的低收入与职业的“尴尬”

产科医生们的收入问题进一步加剧了科室的寒冬。程医生的月工资很大程度上依赖绩效奖金,然而业务量的减少使她自2023年5月起便没有了绩效奖金。她坦言,产科医生的收入在医院各科室中处于偏低位置,而工资结构以业务量为主的绩效分配方式,使得分娩减少直接影响到收入,导致不少医生被迫寻找新的出路。

在中国,产科的地位长期处于医院的边缘,原因在于产科缺乏高难度的技术创新或尖端手术,不符合公立医院重视科研成果的考核标准。许多医院更倾向于投资资源于其他专科,产科的“临床性”被视为缺乏科研价值的表现。

生育低迷的背后:人口政策与社会环境的矛盾

产科的困境不仅仅是业务减少,而是整个社会生育意愿降低的一个缩影。中国自2016年推行二孩政策,2021年放开三胎政策,地方政府甚至通过发放补贴、延长产假等手段鼓励生育。然而,数据显示,鼓励政策的效果极其有限,出生人口持续走低。

程医生感叹:“我们一线产科医生比任何人都希望看到更多的宝宝出生。”她看到政策的鼓励,但也看到大量家庭依旧选择少生或不生,原因之一是孕产妇在社会上缺乏足够的支持。她指出,女性面对的压力不仅是经济上的,还包括职场上的不平等待遇、家庭中的性别偏见,乃至围绕生育的各种社会问题。她每天接待的患者中,有不少是因意外怀孕前来咨询或处理堕胎,女性的生育选择与整个社会的支持体系息息相关。

产科地位的转变:从繁荣到寒冬

曾几何时,产科是医疗行业中颇具吸引力的科室。尤其在全面二孩政策推行初期,许多民营妇产医院纷纷开设,市场一度繁荣。然而,人口锐减的现实让产科迅速进入寒冬。上海的某知名私立妇产医院的负责人直言,医院本希望通过扩建科室、提升产房质量等措施迎接二孩政策红利,但短短数年后,新生儿数量的锐减让当初的投资变成沉重的负担。

与民营医院的困境相似,公立医院的产科医生同样感到无奈。丁女士是上海某顶尖医学院的规培生,她坦言,自己非常不希望定岗到产科,因为产科的收入低、工作强度高、纠纷多。她身边的同学几乎无人愿意选择产科,甚至有医学生直言,宁愿选择其他方向,避开产科的高强度与低回报。

高龄产妇与出生率的双重考验

当前,中国的生育主力军不再是年轻家庭,而是高龄产妇。多胎政策的放开吸引了一批年长夫妇选择生育第二、第三个孩子,但高龄生育带来的风险更高,产科医生需要承担的责任也相应增加。此外,高龄孕妇的增加意味着高风险产科手术的比例提升,医生们的压力倍增。

上海、广州、福建等地的多家医院在2023年宣布暂停或调整产科业务。医学生丁女士分析,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疫情带来的人员流动影响。她指出,许多外来务工人员选择回到原籍地生活,导致大城市的生育率进一步降低,而在原籍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,乡镇医院又难以满足这些人的需求。

未来的产科发展:何去何从?

面对生育寒冬,中国的产科正处于转型的十字路口。中国国家卫健委已出台规定,要求各县市至少保留一定数量的助产机构,以确保基础医疗服务的正常运转。各级医院也开始关注产科医生的薪资待遇,避免人才流失。然而,根本问题仍然是如何提升社会的生育意愿,改善对孕产妇和女性的支持。

程医生表示,自己依然热爱产科的工作,但对未来的发展感到担忧。她的同学和同事中,很多人已经选择离开,她则坚守在岗位上,希望新生儿的到来能够给产科带来生机。然而她也深知,要恢复出生率,必须从社会保障、教育、经济政策等多方面进行改革,为未来的产科医生营造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。

产科医生的呼声与社会的思考

中国产科医生们比任何人都渴望看到更多新生儿的到来,看到生命的诞生。然而,他们在“生育寒冬”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。未来的产科何去何从,能否走出寒冬,是中国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。而人口结构的调整不仅仅是医疗行业的事情,更是一个社会全面转型的难题。唯有多方共同努力,才能迎接一个健康而充满生机的未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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